“在党提出‘向科学进军’和‘关于知识分子问题’后,自己感到责任的重大和党的期望,而我应该有可能为党做比现在更多的工作。因此,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的事业。”
——摘自戚发轫的入党申请书
“那一刻,我终于感到自己成为党的人,可以同党心贴心了。”说起当年入党的情景,近90岁高龄的空间技术专家、神舟飞船原总设计师、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感慨万分。
由于家庭出身被误评为“地主”,年轻的戚发轫一直背负着很大的思想包袱——这个包袱,一直到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时,才真正卸了下来。
1956年1月,党和国家提出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口号,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进入一个有计划的、蓬勃发展的新阶段。积极向上的形势对戚发轫的触动很大,他终于抛掉思想包袱,积极要求入党。
航天成就凝聚着集体的劳动和智慧 2003年1月14日, 摄于北京航天城中国空间技术研制实验中心 摄影师:侯艺兵、王生生
1957年,戚发轫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,进入当时成立不久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。“飞机工艺专业选了3个人,都是党员,我感到很光荣,决心一辈子跟党走、搞航天。”那之后,无论遇到任何挫折、动荡与委屈,戚发轫都没有动摇过——“相信党,跟党走”成为他始终如一的态度。
“我是学航空的,毕业后先去搞导弹,然后搞运载火箭,再后来搞卫星,1992年又让我搞飞船……载人航天,人命关天,当时我已经59岁,马上就要退休了。”戚发轫决定服从组织的安排。
2017年7月,戚发轫院士在cctv-1《我有传家宝》北航特别节目录制现场
在戚发轫看来,我国航天事业能够稳步前行并取得如此大的成就,跟党的正确决策与领导分不开。
1958年,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。根据当时的形势,中央决定先集中精力搞导弹,强调“两弹为主,导弹第一”。“先搞两弹再搞卫星,体现了中央决策的高瞻远瞩和大局意识,即有所为有所不为,集中力量打歼灭战。”戚发轫说。1965年,研制卫星的任务被重新提上日程。戚发轫作为“东方红一号”后期的主要负责人参与了这项工作。
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,“曙光一号”载人航天计划的设想在我国被提出来。据戚发轫回忆,当时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,主要集中在花这么多钱搞载人航天到底划不划算,而且我国的科技水平也难以支撑这个项目。“最后还是中央表了态:把地球上的事情做好,先搞应用卫星。”于是,我国开始集中精力研发“东方红二号”通信卫星、风云系列气象卫星和返回式卫星系列等,直到1986年,致力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的“863计划”才重提载人航天项目。经过五年论证,在统一认识、确定技术路线、做好准备之后,“1992年,中央决定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在战略上分三步走”。
党的十八大以后,载人航天、月球探测、北斗导航、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等重大科技专项不断发展,成为我国迈向航天强国的坚实基础。党中央还非常重视航天精神的传承。“党和国家将每年的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,目的就是铭记历史、传承精神,激发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崇尚科学、探索未知、敢于创新的精神。”对此,戚发轫深感欣慰。
戚发轫嘱咐年轻人要有爱心,无论是爱党、爱国家,还是爱事业、爱团队、爱岗位,“有了爱,你才能把最宝贵的东西奉献出来”。此外,还要肯吃苦。总有航天系统的年轻人问他:“戚老总,你们当年吃苦是因为条件不好,没吃没穿;我们现在条件这么好,还需要吃苦吗?”“现在讲吃苦,是要你们把智慧和精力用在航天强国目标的建设上,不为五光十色的社会诱惑所动,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比饿肚子容易。”戚发轫语重心长。
院士小传:
戚发轫(1933— ),空间技术专家。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1957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(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)飞机设备系。现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名誉院长等。曾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、院长,担任过“东方红”系列等多个卫星型号和神舟飞船的总设计师。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一等奖、三等奖,航空航天部劳动模范,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,光华工程科技奖,2020年“最美教师”称号等。